韩琦和王安石之间的恩恩怨怨，据史料上看，并非全是出于两人之间政见的不同，而是从韩琦知扬州、王安石做为韩琦幕僚时开始的。起因是由于韩琦和王安石之间的误会：
“魏公（韩琦）知扬州，王荆公（王安石）初及第为签判，每读书至达旦，略假寐，日已高，急上府，多不及盥洗。魏公见荆公年少，疑夜饮放逸，一日从容谓荆公曰：‘君年少，毋废书，不可自弃。荆公不答，退而言曰：‘韩公非知我者。魏公后知其贤，欲收之门下，荆公终不屈。故荆公《熙宁日录》中短魏公为多，每曰：‘魏公但形象好耳。作《画虎图》以诋，题诗云：“壮哉非罴亦非貔，目光夹镜当坐隅。横行妥尾不畏逐，顾盼欲去仍踌躇。卒然我见心为动，熟视稍稍摩其须。固知画者巧为此，此物安肯来庭除……”公薨，荆公挽诗云：‘幕府少年今白发，伤心无路送灵枢。犹不忘少年之语也。”
但上述记载，同样被后来王安石的拥戴者们斥为无稽之谈，认为是对王安石的诬蔑。他们认为，王安石对韩琦的品质是十分赞赏的，虽然二人政见不同，但“幕府少年今白发，伤心无路送灵枢”，正是王安石对韩琦发自内心的颂扬。并进一步举出韩琦劝王安石少年“毋废书、不可自弃”这句话，虽然是对王安石的误会，算不上知己之言，但也绝非诟谇之语，王安石有必要作《画虎图》以诋之吗？且还直到数十年后，王安石作挽辞还犹不忘之？再者，王安石的《熙宁日录》是绍圣年初才问世的，中间相隔50年，而那些别有用心者仍要和韩琦连系起来，这不仅无损于王安石的英名，反而更证明那些作伪者是想借此攻击王安石。
关于《画虎图》，还有另一种说法，据说是在仁宗嘉祐年初，王安石、欧阳修、梅圣俞等一时名人相聚，分别在《虎图》上题赋为戏，王安石的赋先写成，众人皆服其妙，欧阳修于是不再笔。嘉祐距庆历已十多年，王安石怎么会在文人一时兴会的游戏上，去题赋讥讽韩琦？而这个说法，恰恰也说明了《虎图》并不是王安石所作等等。
如果王安石粉丝们这些考证足以站得住脚，那么的确无法排除这是别有用心者对王安石的构陷。但是，与韩琦、王安石同时代，当初亦是王安石好友的司马光，在他的《涑水记闻》中同样也有类似记载，应当是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历史的真实：
司马光《涑水记闻》载：当初韩魏公（韩琦）知扬州，介甫（王安石字）以新科进士担任签书判官职务，魏公虽然很看重他的学识，但却不肯让他负责具体的工作，介甫任职期满后离开了扬州。后来有人给韩公写来一封书信，信中用了很多古字，韩公笑着对僚属们说，‘可惜王廷评不在这里了，这个人可是认识很多疑难字的。介甫听说了这件事，认为这是韩公轻视自己，因此心里怨恨韩公。
司马光和王安石先为好友，后因对变法持不同看法和王安石分道杨镳，因此，同样不能排除司马光是否也有一己之私才会这样写。而这一次，王安石后世的粉丝们更是利落，连考证都不屑于了，干脆就认为《涑水记闻》根本就不是司马光所写，它的真正作者是西京一个小小的守陵宦官，不过是假托司马光之名而已，因此《涑水记闻》根本不值一信。
说到这里，本书引用的上述史料，都是在韩、王两人的关系不睦上徘徊，而关于韩琦和王安石在扬州的交往，还有另一个很著名的故事不能不提，那就是“四相簪花”的故事。
韩琦知扬州时，官署后园有一株芍药，这年春夏之时，芍药花开，一株四杈，每枝杈上开了一朵。韩琦公务之余，就邀请了同在扬州的王圭、王安石和路过扬州的陈升之来后衙聚宴赏花，并且把四朵花剪下来，一人头上插了一朵。这本是韩琦日常中一件极为平常的事，而且宋代文人插花、赏花是很流行的风俗。但是，这件最平常事最奇特的地方，是韩琦四人所带的花比较特殊：这种花的花瓣上、下都是红色，但中间却有一圈黄色的花蕊，老百姓俗称这种花为“金缠腰”，又叫“金带围”，扬州那么多芍药，这个品种却极为罕见。据老百姓说，这种花只要出现，那就预示扬州城里要出宰相了。而更令人称奇的是，这次赏花带花的韩琦等四人，果然在此后的30年里，都相继在大宋帝国不同的时期担任了宰相。
其时，当时参加赏花的人里本来是没有陈升之的，但因为花开四朵，除韩琦、王圭、王安石之外还少一个人，于是韩琦便邀请了扬州判钤辖诸司一位官员来滥竽充数，可是这位苦逼官员命里无福，第二天早衙的时候请假，说他拉肚子拉的厉害，来不了，韩琦于是命属下拿来过往官员登记册，想找一位路过的朝官参加，但过客中没有朝官，只有时任大理寺丞的陈升之，于是便把陈升之叫了过来。
这个故事在沈
第八十二章[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