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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1章 暴力美学的遐想(续)[1/2页]

纪元1701 忠孝仁义礼智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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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元1701
      0091章暴力美学的遐想(续)
      本土自从始皇帝灭六国实现集权化的统一政权,就进入了帝国时代,相比之前的方国封建时代,帝国时代的政治结构是官僚体制,而方国封建时代是分封贵族。在帝国时代,官僚体制的变化,最重要的就是官僚的来源和选拔方式,其官僚制度本身性质基本沿袭下来,所谓升官发财,就典型的指出了官僚体系的特色,无非是明确社会等级划分,官府是少数人压制和剥削大多数人的暴力工具,有区别的不过是这少数人从何而来。伪清体系下,这少数人就是鞑虏中的贵族和依附这些贵族的包衣奴才,以及心甘情愿为之服务的汉奸文人。这少数人共同骑在本土亿万民众的头上作威作福,而这些人挥霍者民脂民膏享乐无度,几乎没有人有兴趣探索未知的世界,除了酒肉淫乐,提笼架鸟,没有其他兴趣和志向,这就是伪清政权的本质。
      人类文明的进步,可以从很多方面研究,从不同角度描述,可以从人类使用火的过程,也可以研究人类应用工具的过程,还可以研究人脑的发育变化,这方面的认知,在此时的世界,都属于哲学这个尚未分类的学问。除了物质方面,还有精神和意识方面,当然这些方面能够提供研究的实证极少。在庄不鸣看来,从精神和意识方面来说,产生自我意识是人类文明向社会性发展的极重要的阶段,从人们开始认识到“什么是我”,提出“我是谁”开始,人类文明的社会化发展就进入了决定性方向,产生了“我”,“你”,“他”,这些沟通和描述人们之间关系的基本概念。从此后,这种自我意识从朦胧和混沌中,逐渐形成世界各地各有特色的社会组织,再往后,随着剩余生活物资和生产物资的丰富,逐渐出现阶级分化,然后才有了私有权的概念,很难想像,如果没有自我意识,怎么可能产生私有权。
      这些思想意识,如果自我发展,从无到有,必然需要刺激和变化。庄不鸣带着穿越物资来到这个世界,其实从物质方面来说,对比庞大的世界,再多的穿越物资也相当有限,但是随着一起出现的全新观念,比所有穿越物资都更具威力。首先,庄不鸣处于自身安全和地位的保证,一再强调私有权的概念。本土传统社会观念中,对私有权的认知和解释有很大问题,就拿土地所有权来说,一方面确认“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另一方面,从始皇帝开始的帝国时代,绝大多数时候又允许土地买卖,这中间的问题很严重,使得土地所有权一直模糊不清。其次,在庄不鸣看来,移民群中潜在的威胁很多,其中最严重的就是宗族势力,这些依靠血缘和姻亲构成的利益集团对庄不鸣建立的移民政权最具威胁。除了血缘、婚姻、感情,宗族势力能够存在的物质基础,就是宗族共有的族产。强调个人私有权,对于削弱宗族势力,加强家庭观念很有效,而且副作用最小。还有就是,通过高度强调个人私有权,大大刺激个人奋斗的意识,使得部分移民的意识具有更强烈的攻击性,在经过训练和组织后,这些攻击意识逐渐强化为国家扩张,此时才可能产生国民自我认知和凝聚力。个人私有权的界定,对于司法体系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北海的独立司法制度是整个移民社会稳定的柱石。北海是个新的移民国家,国民意识在建国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个人私有权的确认和公共权力的认同相辅相成,起到了关键的决定作用。
      在北海社会,升官和发财没有必然联系,升官只会增加自己肩膀上的责任,在北海,没有国家服务意识和国家忠诚观念的官吏,很难在军政司法机构中长期供职。不过对于尽职尽责的官吏和军人,北海在建国后公开提出了圣贤新观念。在本土社会中,儒家治国的德治政策,配合儒学的伦理道德思想,长期维系着官府统治和社会上的圣人崇拜。本土社会数千年来从未有过全面宗教化,儒学的圣人崇拜起到了重要的抵制作用,本土民众从未有过宗教情结,这点是华夏民族与西方基督教国家和穆斯林国家的巨大差别。北海政权中的儒学地位下降,其他诸子百家学说被大规模印刷宣讲,儒学不再是唯一的官方思想,作为替代,北海从工读学校和军校学生的辩论中提出了新的圣贤观,并且得到庄不鸣的明确支持。在新的圣贤观中,提出两个新标准。首先这个新观念承认个人的物质私有权,随后认可个人的精神私有权,个人有言论自由,随之提出个人的社会权利和社会义务,并且把权力和义务结合起来,称之为本份。其中从军、从政或者司法部门的官员,本份就是自己的本职工作的效果,如果在本职工作上尽心尽职,并且获得社会好评,那么这个人就满足了“贤”的新标准,可以被认可为贤者。贤者应当被广泛尊重,作为其中的一种荣誉,贤者会被北海最高领袖,夏侯,庄不鸣亲手授予勋爵荣誉,并且在法定时间退休后,获得全额退休金。如果有重大发明和特殊贡献,这样的贤者会被尊为圣人,圣人会被供奉在专门修建的圣贤祠,即使此人还活着,依然可以入祠接受供奉。这个新的圣贤标准与传统的本土圣贤观不一样,儒家传统的圣贤观念,更多的重视道德,对于才能并不关心,还有一个特点是,往往死人才能被称为圣贤。而北海新的圣贤观与道德没有必然联系,只要本份合格,才能才是最重要的衡量标准。再一点,儒学传统的圣贤,往往不顾实际情况,过高要求道德修养,而且记述中的虚妄成分太多,在儒家忠孝节义的记录中,很多记录并非真实,含有很多过度编造和夸张的成分。这种过分拔高的道德标准,使得没有可操作性,几乎不是常人能够企及,因此普通民众要么对这些标准敬而远之,要么就成了伪君子。
      北海国策中的用人和选拔,最看重的就是真实,新的圣贤观也是为了这个新的国家体制订立的。庄不鸣希望这个新的圣贤观能够像以往的儒学那样抵制各种外来宗教的思想侵袭,还要能够促进政府系统的廉洁高效,培养新军人的荣誉感和使命感。对早期的猎兵营和掷弹兵营,庄不鸣看到了很多难以克服的缺点,其中最头疼的就是这些为北海初期立下过汗马功劳的老官兵文化水平太低,作为家丁和私兵,效忠庄不鸣本人是合格而忠诚的,但是他们多半没有作为国防军的觉悟和使命感,这些老兵思想已经固化,庄不鸣也没有好办法去改变他们。在预备军蓬勃兴起,从军校培训出的有文化、有理想的新官兵不断充实进预备军的编制,可以预见,经过一段时间的军事实践,这些现在的预备军,一定会超出现有的猎兵营和掷弹兵营。有机会成为圣贤,这是以往任何军人不可能想象到的最高荣誉。
      北海行政部门中,机构最庞大,配备人员最完善的是移民归化局,也占据了最大份额的行政资源,北海政府机构的服务能力和服务特色在移民归化局的工作中表现最充分。北海建国时不过几十万有正式国籍的国民,这些年几乎每个月都有多达数万,少则数千的本土移民随各种商船货船抵达北海的济州岛、海参崴和北海各口岸。这些地方的移民检疫区建筑规模不停扩大,设备不断更新,到1713年春,北海登记人口总数超过一百五十万,并且移民规模继续快速增长。北海自身的粮食产能和武装商船队购买回来的大批粮食,多半用于新移民安置,北海国库的粮食储备始终难以增长,最近已经有行政部门的一些官员提出限制移民入境的看法,担心移民的爆炸式增长会吃垮北海脆弱的粮食供应体系。历史上曾经被视为笑话的“没有粮食,改吃肉”,在北海并非笑谈。庄不鸣要求行政部门竭力应对移民增长的压力,捕鲸队和近海捕鱼的潜力很大,要尽可能以肉食节省粮食储备,粮食贮存期长,适合作为战略储备应变,多想办法给新移民提供肉食和渔获,以减少日常粮食消耗,哪怕是多给腊肉咸鱼,也要尽量减少粮食消耗。粮食供应最紧张的时期,玉米面窝头和土豆泥都要限制配给,但是大鱼大肉管够。
      在这种背景下北海夏国建国后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与这个时代其他东方国家有极大区别。就拿饮食来说,在北海辖区,肉食相比青菜的价格便宜得多,当然这些肉食的来源基本是捕鲸、海豹和渔获类海产品。在北海的一个新移民,最初的印象大多是极廉价的肉食,但他们三个月之内,就会理解为什么北海的富裕家庭多吃青菜,只有家境贫寒的才吃肉多。另一个是北海的主食结构,一般收入的平民多食用玉米和土豆,白面和大米是特供商品,只有军属和官吏才有配给,就算富商也只能凭票购买。不过有趣的是,除了口感差一些,吃粗粮和肉食的一般平民身体越来越好,倒是有些富裕家庭时常闹点富贵病。几乎所有移民北海的本土民众,都在不断传颂这个神奇的天堂圣地,所传说的“顿顿吃饱,天天吃肉”在本土大多数衣食不周的民众听来如同梦境。在镇江租界的庄不鸣每天都能看到衣衫褴褛的民众,拖家带口的乘上移民船沿江东去,这些人辗转济州岛,大多登上传说中的北海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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