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子死了，据说是因为吸食dp过量，被发现的时候尸体已经僵硬得如同钢铁。这是一大早上班我听到的最坏的消息，是涛屁儿伤伤心心地打电话来告诉我的。
涛屁儿说海子是昨天中午被送到殡仪馆的，晚上他打了几次我的电话，我都是关机。我才想起昨天晚上我正心情不佳地待在医院看望邱婵，确实是有意关掉了手机。
涛屁儿说他昨晚到殡仪馆去送海子最后一程，并待在海子的冰棺旁边默默地守了一夜，也默默地哭了一夜，现在还在殡仪馆里。
海子的爸妈还不知道这件事，他老婆带着四岁的儿子从泸州急匆匆地赶过来，已经哭了好几次，每次都眼泪哗哗的泣不成声，非常的可怜和凄凉。
海子老婆伤心地告诉涛屁儿说海子吸这玩意儿已经有好长一段时间了，而且瘾很大，一个手臂全是密密麻麻的红红黑黑的针眼。两口子为此吵过很多次架，已经冷战两个月了。
我在惊愕之余感到非常痛心，让涛屁儿代我捎一千块钱给海子老婆。
这件悲痛的事情让我整整一天都非常的恍惚，提不起精神来做任何事情，脑海中老是浮现出海子的音容笑貌。
上大学时海子就睡在我的上铺，我经常在下铺隔着床垫用脚猛蹬他的屁股，经常把他颠得一跳一跳的。
他专门就这件事将老狼的歌《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改写成了《蹬我屁股的兄弟》，还得意洋洋地唱给我听。老的旋律没变，可惜就是音色太差，像一把破旧失修的老吉它，在“吱哩嘎啦”地发出沉闷喑哑的声响。
我并不喜欢听这首改写过的《蹬我屁股的兄弟》，我更希望海子能改写成《胸罩掉下楼的女人们》，以纪念曾经和我们共住过一栋楼，被可恶的楼道老头严加保护的四楼以上的姐妹们以及我们被姐妹们诈骗消费的那满满一大盆羊肉汤锅。
我和海子都是班上出了名的大烟鬼，我每个月都要从生活费里硬挤出一部分大洋用来吞云吐雾。
我一般是在月初手头宽裕的时候就去买整包烟抽，一般是抽五牛、翡翠、黄果树和圣火。到月底手头局促、银根短缺时就去买散烟抽。
买散烟抽的一般都是挤占挪用生活费的学生娃。烟摊老板并不是把所有种类的香烟都拆作散烟来卖，用作散烟卖的往往只有五、六种学生娃们常抽的香烟。一毛五一支的五牛是我最爱买的散烟，稍微宽裕一点时也去买散红梅，三毛钱一支。
海子比我有钱多了，他经常抽的是红塔山，九十多块一条，总是一条一条地买起来抽，有时候也会甩两包给我，让我过一下好烟瘾。
有的时候烟瘾发作了但身上却没带烟没带钱咋办？偶尔我也会和海子打打配合，小耍一盘“小李飞刀”绝招（其实就是“顺手牵羊”），偷起烟来“例不虚发”。
打算偷烟时我们通常是锁定一家只有一个人看店的烟摊，最好这个人还是一个行动不便的老头子或者是老太婆（即使被发现了也方便逃跑），而且这个摊子除了在玻璃柜里面摆烟，还在门口的多层木烟架上也一层层地摆上香烟。
我们的目标就是那个多层木烟架上摆放着的香烟，因为玻璃柜有玻璃门就会有阻隔，而木烟架没有门，完全是开放式的。
我们的策略是由海子假装问东问西地和烟摊老板搭讪，分散老板的注意力，而我就趁老板不备，悄悄地在木烟架上偷烟。
仗着我身高手长的优势，我只需要把手臂略微前倾再往上抬，紧接着往前一伸，就轻轻便便地把手掌晃到了木烟架边沿上。再把两个手指对准选定的香烟轻轻往下一夹、一提、一回放，只要片刻功夫就把一包香烟稳稳当当地搞到手里了。
当然，我一定是瞄准红塔山、阿诗玛之类的在当时算得上是好烟的货痛下狠毒手。因为海子对烟的品味要求较高，八块钱以下的香烟除了红山茶，其他的一般不抽。
偷到香烟后我和海子就“五五分成
第43章 再见了，海子！[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