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段安丰，朋友们叫我“段子”。
2007年，我从大学毕业之后，放弃了考研，也放弃了家里安排的工作，怀着一腔青春的热血，毅然踏上了支教的路程。
我的支教地点总共换过两次，第一次在我国中部的某个县郊，一所乡村小学。
在那里我只待了平平淡淡的一个学期。
那年寒假还没结束，学校便通知我，县里为了改善农村儿童的学习条件，决定裁撤这所小学。
校内的学生统一安排到最近的一所新学校去，教师由县里统一安排，支教老师自然也就不再需要了。
这一次的支教，除了让我学会了自己洗衣做饭以外，并没有什么值得叙述的。
接受了校长的感谢和祝福之后，我只好重新选择了另一个支教点。
本着哪里最艰苦就去哪里的原则，我新选择的地方在四川，一个出门要走四个小时山路的山沟沟里。
不过，这一次又只待了半学期，我便卷着两裤腿的泥浆，和满面的灰尘，再次离开了支教的小学——2008年5月12日，四川地震了。
学校垮塌了，孩子们被送往最近的城市安置，在各个学校的操场上，搭着帐篷和简易房，和当地的小朋友们一起学习。
我在做了一个多月的志愿者之后，拖着一身的伤痛和满手的老茧，告别了这个让人流过血，也洒过泪的地方。
在这里，我第一次真正明白了，生命的脆弱，和珍贵。
不久之后，我参加了第三次支教，故事也就从这里说起。
上学时应该都学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其中有一段背诵课文，至今记忆犹新。
“人的一生应该是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
本以为一段光荣的支教生涯，能够为我的青春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让我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必悔恨，更不必羞愧。
可是，我永远都想不到，这是我这一生噩梦的开始……
2008年的冬天，我在家休养了两个多月，救援时落下的腿伤早就好了，腰伤好不了，可也坏不到哪里去。
正当我闲极无聊的时候，接到了一份邀请——南方某个偏远山村的支教老师因病提前离岗了，问我愿不愿意去那里接任。
母亲当时很不高兴：“你苦也吃了，罪也受了，为什么还去那种地方？”
我说：“因为那里的孩子没老师啊。”
就这样，我再次离家，乘火车到达那个叫做“丰北”的县城。
到县城转三蹦子、长途车，到了离县城三十公里的一个小镇——长水镇。
说是一个镇子，其实只有一条破破烂烂的小街道，两边除了几家吃食店，还有一些日用百货之外，最能跟现代社会接壤的，就是一座破旧的加油站。
我最终的目的地，是长水镇南面山坳里的罗家村。
来接我的人，是一个穿着破皮袄，四十岁左右的老乡，与唐朝的一位将军同名，叫做罗士信。
这是我来到长水镇第一个认识的人，在今后的故事中，我们也将不止一次地提到老罗的光辉事迹。
老罗是个超级烟鬼，邀请我来支教的朋友开过一句玩笑：他家的腊肉从来不用火坑熏，全靠他的一杆老烟枪。
我按约定站在加油站外，第一眼就认出了老罗——除了他，谁敢蹲在加油站里抽烟？
于是我立刻上前打招呼：“罗叔！”
老罗那双半眯着的眼睛瞪开来，将我上上下下打量一遍，连忙站起来伸出手：“哦！你就是段老师吧。”
老罗的普通话说的不错，唯一让人不敢恭维的，是那扑面而来的一股浓重呛鼻的烟味。
我伸手和他握一握，笑道：“叫我段子好了。”
“那哪行，段老师，来！”老罗表现得十分热情，不由分说，就从我手中抢过行李，指着正在加油的一台旧拖拉机，“这是我跟队里借的拖拉机，专门接你的。”
“谢谢。”
老罗大拇指一掐，熄了烟锅，走到拖拉机前，二话不说拔了油枪，向加油站里值班的人喊道：“武子，油钱记账！”
值班室的窗户里探出一个脑袋，是个瘦弱的后生，向老罗摆摆手，表示知道了。
我心想，这地方倒挺淳朴的。
老罗把我拉上后面的车斗，吐了口浓痰，轰隆隆便发动了拖拉机，一踩油门，在车头喷出的黑烟之中，扬长而去。
拖拉机行走在坑坑洼洼的山路上，显得颠簸不堪。
我只好强忍着肚里的翻江倒海，站在车斗里听老罗叙述此地的乡风民俗。
“我们这啊，啥都好，就是太落后了，娃娃们连学都上不起。”老罗说，“没文化，不识字，能有什么出息！段老师，你说是不是？”
我只得一边捂着嘴巴，一边唯唯诺诺，有时插一两句话：“把庄稼种好了，也有出息的。农民的成就未必不如城里人。”
我刚想举袁隆平的例子，老罗笑道：“我们这里有句话，叫‘田地里头有金银，不过要想刨出金银
第一章 远赴山村[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