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木牍作为当时的官方文书遗存，详细记录了地方行政事务，其中明确提及了徐祚颁布的“减税令”。木牍上的文字或许记载了减税的具体条款——如废除的税目名称、减税的比例、实施的范围与时间等，甚至可能包括执行过程中的监督措施。这些细节让史书中“废除苛捐杂税”的记载变得鲜活可感，印证了徐祚施政的具体与务实。
作为地方长官，徐祚没有选择通过横征暴敛来迎合上级或中饱私囊，而是始终将民生放在首位，以减轻百姓负担为施政核心。这种民本思想在封建时代尤为可贵，它不仅体现了徐祚个人的政治操守，更反映了“良吏”群体对治理本质的理解——稳定的治理源于民心的归附，而民心的归附则始于对百姓疾苦的体恤。
虽然史书对于徐祚的记载并不是非常详细，我们无法确切地了解他的整个生平经历以及其他方面的政绩，但仅从他在益州刺史这个职位上的所作所为来看，就已经足够让他成为刘宋时期地方治理的杰出典范了。
他所推行的减税政策，无疑给当地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减轻了他们的经济负担，使得人民的生活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而“夷汉归心”这一治理成果更是难能可贵，这意味着他成功地协调了不同民族之间的关系，让汉族和少数民族都对他心悦诚服，这种和谐共处的局面为当地的稳定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徐祚在益州刺史任上的这些举措，不仅为当时的蜀地带来了安定与繁荣，更为后世的地方官员们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提供了宝贵的施政经验和借鉴。他的治理方式充分体现了古代良吏“以民为本”的理念，展示了他们在实践中所展现出的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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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2章 刘宋官员徐祚[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