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的意见，反映了西南农民相当普遍的愿望。在四川、云南各地召开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代表们也都有同样的呼声。包括一些征粮干部，对完成征粮任务也信心不足，因此只是一味地硬着头皮强行征收，普遍出现了强迫命令和扣人打人的逼粮现象。一些地方的征粮工作队更是不管贫富，见粮就抬。在一些干部中流传说，“要讲政策就完不成任务，要完成任务就不能讲政策”。结果有的征粮工作队恫吓威逼乡保长，限期几天完成征粮数。有的征粮工作队干脆撇开乡保长，自己去蛮干。有的为完成任务，不择手段，随便扣押，捆绑吊打，游行罚跪，甚至有逼死人命的，有迫使农民卖子纳粮的。据当时的报告称：这时较为普遍的是“为完成任务，不择手段，不经政府，随便扣押殴打，有的用轮流斗争不让睡觉，不准吃饭，游街罚跪，剃眉毛，顶尿盆等蛮不讲理的办法，甚至有个别逼死人的……”〔32〕
过重的公粮负担和征粮干部的强横作风，很快破坏了当地民众对新政权最初的良好印象。农村中各种不满和对抗情绪迅速蔓延开来，一些已经归顺新政权的当地政治人物复又萌生叛意，许多地方发生了群众集体请愿和武装抗粮、抗税的暴动事件。尽管新政权竭尽全力地组织人员征粮，但实际征到手的粮食距预期数目还相差甚远。到2月中旬，完成任务最好的地区也只收到40左右。〔33〕
1950年2月13日，中央西南局已经注意到各地征粮中的上述问题，发出了《关于征粮工作的指示》。说明：“这次征粮因为情况不熟，时间紧迫，未曾发动群众，主观力量又弱，求其非常合理是不可能的。但必须注意掌握两条原则。即：（一）负担面力求扩大到70～80。（二）地主负担不超过40～50，富农不超过25～35，佃富农不超过20，中农不超过百分之10～15，贫农不超过5。《指示》强调指出：”凡是不符合这两条的必须按照各地不同条件作适当的但是坚决的调整，切不可一错再错，硬着头皮干下去。这样不但会失去同情，脱离群众，给敌人以可乘之机，而且也无法完成征粮任务。“《指示》还提出，对地主的负担也要入情入理，要修正国民党征粮的赋元办法。认为该方法虽然简单，但”负担面极窄，且极不合理，一般佃富农及佃中农都没有负担，应予调整。将地主及有地的贫、中农的过重部分，分派到佃富农佃中农，乃至佃贫农身上。“〔34〕
既要完成向中央承诺的任务，又要保证西南的财政正常运转，邓公不遗余力地在党内外做解释说服工作。2月27日，邓公在中共西南局召开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上讲话，一面坦率地承认征粮过重“是事实”，一面解释为什么要征这么多粮。强调说不征这样多不行，会天下大乱。只要征得起粮食就有办法，“我们可以赢得时间，有计划、有步骤地布置恢复国民经济的事情”。〔35〕
对党内同志的不同意见，邓公可就没有这么客气了。他在中共西南局征粮剿匪会议上严厉批驳“合理负担”的观点，对川南军政领导人指名道姓地批评说：“征粮任务没有完成，你李大章、彭涛、杜义德、郭影秋要负责，再完不成任务，我要给你们算账，算历史账，新账老账一起算，算总账！”他还说：“什么是政策？当务之急是把粮食拿到手，完成征粮任务就是政策。站不住脚跟，还有什么其他政策可讲！”〔36〕
3月6日，邓公在中共川东区委扩大会议上讲话，再次申明：对西南来讲，征收82亿斤大米的任务（农村收40亿斤米，城市收25亿斤米，盐税和其他税17亿斤米）一定要完成，并强调说：“对上级交给的任务，只有考虑如何完成，决不容许思想动摇或者要求减轻。”〔37〕
根据西南局的指示精神和相关政策要求，各省区相继召开会议，对各地的征粮工作重新进行了部署。
平常年景贵州全省产粮只有40多亿斤。在1950年全省财政收入中公粮占53，4。35亿斤米；税收占24，2亿斤米。这只能养10万人到15万人。但当时贵州吃财政饭的有20多万人，其中仅需要“养起来”的国民党军人和公教人员就有11万多。恢复被战争破坏的工业交通，也需要支出浩大的经费，仅贵州几条主要公路的桥梁修复，就需要人民币200亿元（旧币，相当于后来的200万元）〔38〕。而据贵州省政府当时的不完全统计，全省各地接收的物资，其中能作为财政收入的重要仓库物质，约值人民币300余亿元（旧币），折米480余万斤。〔39〕在1950年初贵州省政府的财政收支概算中，收入指标为6。5亿多斤米，支出8。2亿多斤米，赤字有1。7亿多斤米的差额。〔40〕
1950年2月27日到3月4日，贵州省召开首届财政工作会议。会议认为：贵州全省的公粮负担是4。35亿斤，一般占收获量的15。2，加上柴草折米为16。2，加上黑地更少。按人口1100万计算，平均每人43斤。〔41〕按一般收获量算，这比四川轻，较中原18的负担要轻。即使有些畸轻畸重现象，也是不可避免的，只能在完成任务中酌量解决，力争合理。会议要求干部掌握的征粮方针是：粮户的负担量不超过收获量的50，负担面要达到70－80。并鼓励干部要坚定完成征粮任务的信心，不能听信盲目喊重的声音。可以通过“挤黑地”等方式，在地主富农那里获取更多的粮食。〔42〕
1950年3月20日，中共西南财政委员会正式颁布了完成1949年公粮任务的决定。全区1949年度的公粮任务总数为40。56亿斤。分配给各省区数目为：四川30余亿斤（包括川东、川南、川西、川北和重庆市），云南6亿斤、贵州4。35亿斤。此外，各省区还可征收不超过正税15的地方公粮。〔43〕
在1950年2月春节前的一两个月间，尽管征粮政策问题不少，但各地局势还比较平静，老百姓手中尚有存粮，故各地也还能征到一些粮食。但在春节的用粮高峰过后，农民存粮无多，局势迅速发生动荡。各地匪乱蜂起，征粮工作顿时陷入僵局。
四、“三股水一起流”
1950年春节过后，整个西南区开始陆续出现大规模武装反抗和叛乱的情况，这是绝大部分中共干部始料未及的。如贵州匪乱爆发后，中共贵州省委曾批评一些干部政治麻木，说：做了四个月的工作，暴动起来自己还茫然无所知。昨天认为是“朋友”，今天却成为拿枪杀我们的敌人。〔44〕实际上省委当时又何尝有先见之明。在1950年8月召开的中共贵州省第一届党代会上，省委也检讨说：在接管初期对贵州封建敌人估计不足，对形势盲目乐观，思想麻痹失去警惕，组织力量缺乏重点，军事斗争开始时分散，致三、四月份匪特到处暴动。党内思想一度混乱，自己处于被动。〔45〕
尽管中共西南军政领导人一致认为这次“匪乱”，“是蒋匪预先有计划、有组织布置的，以土匪游击战争为形式的反革命阴谋”。〔46〕但他们也不能不委婉地承认，政府的民生政策也确有失当之处。这主要是指新政权此时不仅大力开展征粮工作，而且同时宣布禁银和禁毒，对当地社会生活产生了猛烈的冲击，因而社会震动过大过猛。当时，征粮、禁银、禁毒三管齐下，人们称为“三股水一起流”。这是造成“匪乱”一哄而起的重要背景。
关于征粮对匪乱的影响，邓公在1950年2月18日给刘少奇和中央的报告中即有所说明。报告说：当前西南各地武装叛乱者“主要是抗缴公粮，提出‘饿死不如战死的口号”，“提出‘专打北方人（或外乡人）不打本地人，‘打穿军衣戴帽花的，不打穿便衣和不戴帽花（指起义投诚的国民党军）的。他们的行动着重于破坏工厂，抢劫公粮公盐，并提出‘开仓济贫的口号。这些口号，也确动员了部分贫民参加”。“各地土匪起来之快，因由于国民党在西南作了较其他各地更为周密的部署，同时亦由于我们征粮的直接影响。过去国民党在四川的最高征粮数为一千二百万担，我们这次征收数为两千万担（三十亿斤）。”〔47〕
邓公毫不掩饰征粮的困难：中共在西南的征粮不仅要比国民党重得多，还限定要一两次缴纳完毕，且征收季节已过，征收方法又不合理。“在我们工作毫无基础，群众尚未组织与发动的条件下当然是不易行通的”。但邓公坚持认为，“公粮必须完成，否则要产生严重的财政混乱”。〔48〕
杰瑞米。布朗（j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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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wn）在对贵州1950－1951年历史的研究中，利用朝鲜战争时期美军对志愿军战俘的审讯材料，也提供了此时贵州民众不堪重税的一些例证。有一位来自贵州思南县的志愿军战俘孙修和（音译）说：共产党的征粮量是国民党征粮量的5倍。他家的两英亩小块土地也被征粮两次。共产党政权的征粮是以田地面积为基础，并不考虑土地质量或者家庭依附性人口数量，这使得许多家庭落入穷困。在整个思南县，1950年只有最富有的家庭才能吃得起大米。他的家人一天只吃两顿，每顿饭60是马铃薯，30是玉米，10是“草、叶、根等”。在更穷的家庭中，饮食构成的70是马铃薯，30是各种野菜。他是因为生活无着才当兵的。来自贵州省兴义县的战俘李华国（音译），是一直在家务农的普通农民。1950年1月，他由于对新政权重税政策的不满，转而参加了一支游击队。四川籍的战俘唐汉林（音译）也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民文盲。他说，在1949年末他的村子中许多穷人都认可新的政府。但之后不久的重税、禁止鸦片贸易、将货币从银元换成了人民币，使得当地人产生了不同的想法。在整个西南，这些问题加上解放军收缴私人枪械的措施，引发了当地人的反抗。在1950年3月，他们组建了一支60人的组织，从当地镇民那里搜集了枪支并围攻了当地的解放军。〔49〕他们在特殊境遇下说的这些情况，在个体叙述上或有差错，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人们普遍对生活丧失了信心。
禁止银元流通，也是1950年1月开始的。1月22日，西南财政委员会公布《西南区金银管理暂行办法》，禁止金银和外币进入流通领域。过去华北、华东地区的禁银，是采取一面禁银，一面低价兑收的办法。此时，因为人民币在全国已经全面占领市场，只有西南一地还在使用银元，故中共西南当局为防止银元兑换增大人民币的发行量，在西南区对银元不再实行低价兑换，而是采取了硬性冻结方针。即：在市场上金银货币“严格禁止流通买卖”，也不准携带，只允许个人保存。但是由于人们担心人民币也会很快贬值，各地金融投机活动有增无减。在黑市上，银元与人民币的比价翻倍攀升。以贵州为例，在禁用银元后，贵阳市金银价格猛烈上涨。1950年3月25日的黄金价格比1月份上涨一倍，银元上涨50。〔50〕新政权一面在社会上大力开展“用币拒银”的宣传活动，一面使用行政手段严厉打击金融黑市投机。仅1950年上半年，西南区就收缴黄金121。9595万两，白银567。693万两，银元567。693万两，银元131。99万元，美金100万元。〔51〕然而，用单纯的行政手段控制金融，无疑是要冒着民怨沸腾的政治风险的。邓公在1950年7月31日西南军政委员会的一次会议的发言中，就曾谈到了当时人们不无强烈的抵触情绪。他说：“我们禁用银元时，许多人大喊大叫，‘你们把银元禁了，大家就活不成，就会造反，这就是造成土匪的原因。说造成土匪的原因有二：一是征公粮，二是禁用银元”。〔52〕
由于注意到民间的抵触情绪过于激烈，中共西南局也曾考虑过在征粮和禁银中协调一下，即允许用银元黄金抵交公粮，并发了通令。但政府规定的金银抵交公粮的价格很低。1银元折合15斤米，最高不超过30斤。黄金每两折米不得超过1200斤。〔53〕这实际上还是要强逼金银退出市场，让位给人民币。由于比价严重不合理，农民还是愿意缴纳实物。到1950年7月，
西南区只折收了60万银元，贵州竟只收了3块银元。〔54〕
贵州从2月12日开始禁银，贵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当天颁布了《西南区金银管理暂行办法》。14日，军管会再明令禁止金银计价、行使流通和变相买卖。21日，贵阳市政府召开拒用银元动员大会。25日、27日和3月6日，贵阳市公安局连续三次搜捕银元贩子243人，搜缴银元3849枚。〔55〕其他各地也随之积极行动起来。甚至有的地方没有任何准备工作，也盲目跟进，实行禁银。但是，贵州民众使用银元的历史很长，少数民族历来有用银的传统，要在这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就把银元驱逐出市场，各方面的准备都是不足的。且不说民众的用币习惯和心理能否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调适过来，也不说刚刚建立的国营商业是否有相应的物资准备，就是人民币的货币发行手段也是跟不上的。1950年4月1日，中共贵州省委关于剿匪及目前工作的指示中，曾举例说：“惠水（县）的经济工作队毫无工作准备，也机械的在惠水实行禁银，甚至有个别干部在农村赶场，也没收白银，又无人民币（兑换），引起群众很大反感。”〔56〕可以想象，群众的这种反感程度，无异是一种近乎遭到抢劫的感觉。
禁止种植和吸食鸦片是中共在接管政权后立即付诸实施的另一项重要社会政策，在其他地区为大部分民众所拥护，但在西南地区却遭到了许多烟民，特别是依赖种烟为生的大批农民的反对。特别在贵州，禁毒成为发生广泛反抗的又一个重要的诱因。
近代以来，西南是中国种植和吸食鸦片最多的烟毒泛滥地区，而西南又以贵州为烟毒最盛的省份。由于鸦片便于携带，吸食者众多，社会上是把鸦片当作金银货币一样的硬通货使用，种植鸦片比种植其他农作物有更丰厚的利润。据称，1949年贵州鸦片种植面积约占全省耕地面积的一半。〔57〕1950年西南全区新收鸦片可达5000万两。其中，贵州的存量3000余万两，云南1000余万两，其他各区合计1000余万两。〔58〕
1950年1月30日，贵州省政府颁布禁绝鸦片的通告，宣布：绝对禁止贩卖和种植鸦片，违者依法严惩；已经种植的烟苗，要赶快自动铲除，改种冬季其他谷物。并号召全省民众，立即动员起来，掀起一个禁烟的大运动。〔59〕实际上，所谓“自动拔除”烟苗，实则是干部强迫群众拔除。对于那些把全部土地用于种植鸦片，满心希望能够赚上一笔的农户来说，这无异于一场灭顶之灾。而新政府方面并没有，实则也拿不出来任何补偿。结果，无论是大量靠种烟生存的农民，还是数量广大的离开烟枪就活不下去的烟民，都难以接受。
西南诸省区，贵州鸦片存量最大。按1950年初的市价，每两鸦片折合米56斤，贵州收存的3000余万两鸦片，可折粮16。8亿斤米。〔60〕新政权禁烟禁毒，使这些过去能与金银等值的财富，转瞬之间全部泡汤。这对于那些因拥有大量烟土而称富的人们，自然是一个极其沉重的打击。其中一些包揽烟土生意的地方豪强人物，转而成为聚众反抗政府的匪首。
贵州的禁烟禁毒还有一个复杂因素是处理少数民族的关系问题。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是种植鸦片最多的地方。贵州的少数民族占全省人口的34〔61〕，国民党前政权时期，就曾为政府禁烟发生过多次民变，使当时的政府非常头疼。中共在初进贵州时，非常重视与当地各少数民族处理好关系，政策相当慎重，并携带大量食盐等物品以笼络他们，因而受到少数民族的欢迎。但在禁烟禁毒问题上，新政权比前政权更坚决，力度更大，这不能不使与少数民族的关系顿时变得紧张起来。
总之，从中共贵州新政权的方面讲，在立足未稳之际，就同时推出这些触动当地社会各阶层利益的政策，实有力所不逮之处，也背离了他们在入黔时提出的“团结多数，打击少数，不可树敌过多，防止过左”〔62〕的策略初衷。西南地区，尤其是贵州地区，与烟毒有着直接利益联系的社会各色人等甚多，他们分不清楚国共两党有何区别，眼里只有大烟土。由此引发的反抗，显然是新政权始料不及的。
50年代贵州匪乱[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