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吹草动，立储的呼声便会立即甚嚣尘上。惟一的希望，就是在这三、二年间，后宫嫔妃能生出一个皇子。
宋仁宗为自己换来了三、二年的清静，也换来了三、二年由心急如焚的希望，到渐渐无奈的绝望。
韩琦，就是在这个时候进入中书，担任了帝国的末相。而此时没有谁意识到，最终使仁宗皇帝下定了立储决心的，竟然会是这位原枢密使韩琦。
就在韩琦出任中书副相前后，朝廷中有关立储的呼声再次有所抬头。先是已调任知制诰的范镇在面见仁宗时旧话重提：“陛下当初答应臣，过三、二年就定立储的事，现在已经过三年了，愿早定大计。”
接着是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包拯试探仁宗：“东宫虚位，群臣数有言者，不知道圣意为什么迟迟不做决定？”
仁宗皇帝这一次似乎心情不错，因此，当包拯提出这个问题时，仁宗皇帝没有象以前那样沉默不语，而是反问包拯：“卿欲立谁？”
宋仁宗的反问使包拯不胜惶恐，立刻回答说：“臣这是为宗庙千秋万代着想啊，陛下问臣想立谁，这是怀疑臣。臣眼看着就七十岁了，而且没有儿子，不是为子孙后代荣华富贵考虑。”
包拯的话让宋仁宗甚感欣慰，安慰包拯：“这件事情，且容我们慢慢商议。”
宋仁宗心情愉悦，不再回避立储之事，自然是有他的道理。
那就是，四十八岁的宋仁宗经过不懈耕种，后宫十阁里的董氏、周氏已相继有孕，再次给仁宗皇帝带来了皇子降生的巨大希望。
而且自董氏、周氏怀孕之后，皇宫内外都一致认为将生皇子，内侍省甚至已经准备了大量的金帛、器皿、杂物，准备皇子一旦降生，作为给百官的赏赐；又在当年真宗皇帝为府尹时的廨舍修了一处“潜龙宫”，这一切，似乎都预示着后宫诞下皇子已成定局。
就在大宋王朝皇嗣在望，朝中富弼、韩琦等人当政，朝堂上少了相互攻讦、指责、争斗的时候，帝国未来另一位杰出政治家王安石，也于此时从提点江南东路刑狱调到京城，出任度支判官一职。
这是韩琦和王安石又一次同处为官，只不过，此时的韩琦位居中书，与当年知扬州时的地位不可同日而语。而刚到京城的王安石也出手不凡，以一个杰出政治家的谋略，向仁宗皇帝上了一份万言书，对当世之务进行了深刻分析。
如果说，一年前韩琦做为枢密使，在他的《策问》中对帝国面临的财政困难有所深思，还没有找到解决办法的话，那么今天，王安石在他的万言书中，则对韩琦思考的这个问题提出了他建设性的设想，也可以说，王安石是自认找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
今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患在不知法度故也。法先王之政者，当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则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倾骇天下之耳目，嚣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
王安石的这份万言书，实际上亦是他后来实施变法的基本纲领，而变法首推的《青苗法》，则源之于他在鄞州的实践。
很难说王安石对为官之道没有做过深入研究，因而在他仕途跋涉中，深得“如欲取之，必先舍之”的辩证真谛，进而采取了一种超乎常人的“以退为进”的策略。
按宋王朝官员磨堪制度，在一地为官期满后，只要在任上没有出现大的失误，便可依例迁转升职。而有出身的文职官员，更可以在秩满后允许他们献文，求试地位清高的馆职（一如当初韩琦一样），这在当时几乎是所有文职官员必走的路。但王安石却拒绝走这条捷径，反其道而行，在庆历七年扬州幕府秩满后调知鄞县。
第一百零三章[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