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bsp; 很难说此时的仁宗皇帝又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考虑：是真的担心辽国攻夏只是个幌子？还是宋仁宗想平静地结束这场由他一手发起、但却没有看到什么实效的改革？抑或，是出于一种对富弼政治上的保护？再或者，是另有更加深刻的原因？因此，宋仁宗在不久后垂拱殿的一次朝会上，用颇为肯定的口气说：“契丹主受礼云州，将袭我河东，两府宜加强戒备。”
如果富弼此时不是深陷“废立”阴谋，那他自然会就此提出自己的见解。但现在，富弼却宁愿相信这是仁宗皇帝暗示他离京的千载难逢机会。于是，富弼抓住这个时机，上书仁宗，请求离京去备御河北。
宋仁宗，同样批准了富弼的请求，让他以枢密副使宣抚河北。
范仲淹走了。
富弼也走了。
至此，随着庆历新政两员主要大将的离京，大宋王朝昙花一现的吏治改革终于陷入停顿。与此同时，朝廷中几乎所有迹象都在表明，大宋王朝的天子，正一步步疏远权贵一时的新政大员们。
宋仁宗庆历四年八月，仁宗皇帝对谏院进行了调整：
以余靖知制诰，仍知谏院。
以原知谏院蔡襄直史馆、同修起居注。
宋仁宗这个调整，表面看起来虽然还是任用了支持改革的余靖，但此时的余靖却正担任出使契丹的回谢使，远在千里之外。
欧阳修走了；蔡襄调离了；余靖不在京城，帝国的谏院此时几乎就是空壳一个。
几千年中国历史，曾经上演过多少次墙倒众人推、树倒猢狲散的悲、喜大剧，咱们的大宋王朝当然也莫能例外。
主持新政的范仲淹、富弼相继离京。
支持新政的杜衍、韩琦，甚少过问新政事务。
谏院中唇枪舌剑的谏官走的走、调的调。这一切的迹象都证明，天子对新政已经不感兴趣了，很可能，还要改回来了。
于是，朝廷中立刻就有人开始指谪新政的过错：
监察御史刘湜上书，指责当初派下去考察各地方官吏的转运使，对州县地方处处指谪，苛束官吏，使地方官员无法发挥自己的才能
监察御史里行（官职名）包拯，批评诸道转运使自兼按察及置判官以来，考察部下官员过于烦碎，使人人大伤脑筋，请求仁宗皇帝在南郊祭祀大典赦书中予以约束，凡已经被考察过的官员，如果不是故意犯错的，应当允许其改过自新，等等，等等。
一时间，似乎庆历年实施的新政无一是处。
庆历四年八月，宋仁宗废除新政的第一个行动开始了：
这一天，宋仁宗公开对辅臣下达指示：如果听说各路转运、按察、提点刑狱司，在考察各地官员时太过仔细，务求苛刻，可降敕约束之。
天子这话，对于那些反对新政的朝廷大员们来说，实在是一个大大的福音，于是，中书立刻按宋仁宗的圣意，向各路转运使下达了约束敕书。而随着这道敕书的下达，朝廷毫无疑问是向全天下宣告了新政的失败，也昭示着新政大员呕心沥血、以报天子知遇之恩的努力，就此化做一江秋水，付诸东流。
第七十三章[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