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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九十一章 黎明[2/2页]

像我这一种男人 厌倦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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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绿,我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眼前摆着几百万的东西。
      “那这块得值多少?”鸡头指着一块大半浓绿的玉问。
      老爷子咋咋嘴,“差了点,要是通体高绿,这块玉就能上千万。”
      “我操。”鸡头没管住嘴,眼珠子险些掉在桌子上。
      “不好找。”老爷子转头对汪洋说:“这样的就行了,不用替我找绝对纯的,人不能太贪心了。贪到最后,手里握着的给人看的,不是玉,那是自己的命。”
      汪洋的脸色忽然变的很难看,嘴角不自然的不停抽搐。
      老爷子这时调过话,问起我们这群小子半年来陪着李桐是否操心。
      没谁敢说操心,其实少了她,我们反而会觉得每天空荡荡的难受。
      “我在小山庄安排了一顿饭,郭超和他们大队领导都去,你陪着聊聊。有些事过去就过去了,你的也是,他的也是。”老爷子说完,递给我们一人一封红包,连汪洋也不例外。
      汪洋点点头应付过去,心不在焉的模样只露在我们这一侧。
      出了狗场,汪洋让我去小山庄把账结了。看他的表情,我就知道他根本不会去参加那个饭局。
      小山庄是市里一家还算有名的饭店,排场不小,规模不小,不过以农家菜为主,所以除了偶尔口淡去吃粗粮的老板外,那的生意并不火暴。
      我一口承担下来,并示意自己掏钱就行。汪洋点点头,“回头给你。”
      只是,我让他失望了。
      我拉着鸡头跑到小山庄看了看价格,心惊胆战。
      李桐的父亲只点了一桌菜,能被他特意请出的客人应该也不会太多,可价格却不比我这种人安排几十桌要便宜。
      两组茅台上了万,那些菜五花八门更让我郁闷。其中有盘刺参标价一千二,我特意问了遍厨子,他一本正经告诉我是成本价,一点水分都没有加,是冲着李老板的面子才这样的。
      “傻了吧?”鸡头推着我的肩膀说:“拿出一千二放锅里炒炒都比这个实在。”
      我无奈的耸肩,打电话告诉汪洋我掏不起一桌将近三万的饭钱。汪洋应该也有些心疼,沉默半晌让我和平区门口等着拿支票。
      支票是李桐送来的,汪洋把这个祸害推给我,倒也算一举两得。回山庄的路上,我顺嘴说了几句去狗场的事,李桐居然紧张的一直在抿嘴。
      “你爸那话啥意思?”我多心问:“汪洋哥以前还有什么事?”
      “汪洋以前有个亲哥,死了。”李桐许久才回答,不情愿的说了汪洋的故事。
      汪洋刚出来混的时候与现在是两种人,那时候李桐还小,每次见到汪洋她都会害怕。汪洋的哥哥比汪洋混的明白,黑的白的都有哥们,连上高速过收费站都从不给钱。事情也就发生在这里,有次过高速,收费站换了新职工,没理会汪洋哥哥的话,死活要收钱。汪洋哥哥当时带了几个朋友,觉得面子挂不住,动手伤了人。命不好,不小心打成重伤,被判了六年。
      赶上当时市里抓治安,汪洋和哥哥想尽办法也没办出缓刑。汪洋哥哥一来气,保外的时候把收费站工人捅死了。
      死刑,连带着他哥很多同伙都被揪进了局子审问。大概当年他哥俩干过一些值得深究的违法的勾当,汪洋哥哥通知在外躲风的汪洋跑的越远越好,短时间内不要回到老家。汪洋也照做了,但与我不同,我只是捅个小混子,每天都会有这样的事发生,而汪洋哥哥的案子影响很恶劣,自然警力也调动的很足。汪洋在机场被擒住,当天一起投进了看守所。巧的是,郭超当年也参加了对汪洋的追捕行动。在机场时,他是第一个冲上去按倒汪洋的人。
      汪洋的哥哥知道一切后,一肩扛下了所有的事。
      死了,留下了一个干净的弟弟。
      当时汪洋的哥哥被判死缓,因为扛下了弟弟的事,两年缓刑被取消,数罪并罚,没有转机。
      不要以为谁都可以替别人扛些什么,如果真的用生命去承诺去保护,仍可以做到这些的人寥寥无几。有一位母亲为了白血病的儿子,愿意怀孕等着用婴儿的骨髓去配对,而孩子的爸爸却不肯拿自己不大好的身体救回自己的儿子。
      时间有很多,票子可以再赚,命,只有一次。虽然汪洋的哥哥不值得同情,但却值得佩服,值得绝大多数嘴上花里胡哨表彰仗义的人佩服。感情长短浓厚正义与否有了定义,那它已经失去了平稳。一路上的晴雨阴雪,它们才是全部。我想没有谁愿意在死掉那天只记得起陪过他的那些名字。如果只为了能看到尽头两个或几个狼狈疲惫的影子,那就干脆陷在原地依赖,至少会减轻无力紧握又不敢松手的悲哀。
      从那以后汪洋变了一个人,不仅是性格,还有态度。
      我这时才明白汪洋在收费站莫名激动的原因,也明白为什么他非得与郭超针锋相对的原因。
      这些事我没有告诉其他人,我不想一件不普通的事被别人看成普通。
      所以我忘了这些准备新年。父亲那年的阳历生日在腊月二十七,我想给他办一次寿。我忽然觉得自己可以办了,至少我觉得我的以后会有副人样。
      我花光钱买了套像样的衣服,一套手工的烫绒西服,配上一双手工的烫绒布鞋。没想到哥们都觉得这一身挺讲究,于是,我难得想出的行头又他妈的成了工作服。尤其那双布鞋,我一个人穿的话,或许别人认为我有点个性。但一群人都在大冬天这样穿的话,听到的只是一声“一群神经病”。
      我在市里最好的一家蛋糕店订了一个三层蛋糕,老板告诉我他们的牛油黄油奶油全是进口的。
      “不是进口的,还是进屁股的?”鸡头心疼他的钱,不屑的说:“订个蛋糕,送个寿桃吧。”
      我突然觉得这主意不错,于是死皮赖脸磨着老板免费送了一只寿桃。
      不过父母始终与我眼光不同,父亲看到蛋糕时责怪我乱花钱,看到寿桃时却笑了出来。那只寿桃被他当作宝贝放进了冰箱,“今天菜太多,先吃好的。”父亲这样说。
      我知道,其实他是舍不得吃,那是我作为一个儿子,第一次送给他的生日礼物。二十多年中唯一的一份。
      我很自豪,也很感激鸡头的主意。晚上从母亲那里难为情的借了点钱,我打电话把哥们都叫出来摇头。
      在一家小迪吧,白天旱冰场,晚上做舞厅,地板滑的让我站不住脚。不过尽管喝了不少酒,我还是玩命的扭动着全身,因为我开心。
      让老爸笑一次,这对别人来说算不得什么,对我来说,这比什么都难做。
      摇累了,我们都不想散伙。岁末等不及开始放烟花的人家很多,我们爬到市中心一家专卖店的房顶看别人的喜庆。大概烟花是唯一一种可以不必嫉妒眼红而分享的东西,我们看着、笑着,想起了我们的和平区。
      “过完年,咱不用别的地方糟蹋钱,天天在汪洋那摇。”我躺在修鬼腿上说:“你个虎玩意,以后别嗑药了,跳舞就跳舞,别把自己嗑傻了。”
      修鬼笑着不言语,和尚却插嘴问:“峰哥,我能不能去?”
      “咋不能去?我和修鬼去你们就能去,除非你不爱去。”我接口说。
      “我又没见过汪洋,也没帮过他的忙。”和尚唯唯诺诺的说。
      “见过我俩就行呗。”修鬼打断他的话,啐痰说:“我估计也不能让咱当门卫迎宾,咱去了赚两年好钱,回头各回各的家,各找各的妈。”
      “想的还真他妈远。”老k似乎不愿意听到这种话,截口说:“咱去看看吧,反正也没事干。”
      就这样,我们晃晃悠悠走到了和平区门前。还没撕开的大灯箱悬在我们头顶,但我已经能看到它亮起来的模样。和平区大门外的墙壁左侧雕着大理石的画,右侧则画着壁画。左面是外国衣衫不整的仙女,右面是中国摇首弄姿的女郎。我不明白汪洋请来的人为什么弄出这两副画,但我觉得她们很漂亮。不论她们是仙是人,她们都光明正大的干着自己的事。
      老k又开始摆起造型,在和平区的台阶上整理头发,东子、鸡头也过去凑热闹,仿佛现在他们就是那里的主人。我和修鬼骂他们丢人,心里却感觉不错。
      但,不是每个人都与我们想的一样。
      路边走过一伙人,大概也是刚从吧里出来,走在大路中央也不避讳车的喇叭声。当他们走过我们身边的时候,我们瞪了他们,他们瞟了我们。
      这很正常,晚上混在街面上的小子都会不由自主这样做。如果谁先避开对方的眼睛,那就会让对方觉得爽快。至于理由,没人明白为什么。不是单纯的找茬,只是单纯的习惯。
      难搞的是,老k还在劲头上,拔开身前的人挺直腰杆示威似的歪起了头,“看个看!”
      那伙人中有个小子嘴挺麻流,立即顶着说:“就看你这个。”
      我不想在和平区前面搞事,挥手示意他们离开,“大晚上的,赶快都回家睡觉吧。”
      “样。”那小子耀武扬威的大声说了一句,周围的人立即笑了起来。
      他话刚落,我和站在路边的二郎、修鬼、斧头便首先冲了过去。和尚有点夸张,抄着一把不知道是泥是石头的玩意劈手就砸,人群登时散开了。
      我冲到那小子的跟前,就一拳头,他竟倒在地上不肯起来了。那一拳头并不重,虽然砸在眼睛上,应该不至于这德行。
      二郎不屑的补了一句:“你他妈连根都不如。”
      随后胡乱打了一通,我们没认出对方的脸,他们跑掉时也没人去追。倒是躺在地上的那个小子挺带种,站起来大声吼:“有纲告诉我你混哪的。”
      修鬼一把把他再次推倒,“我就混这的。”
      修鬼指着未揭封的和平区招牌说:“就到这找我。”
      无聊打一架,放句号子而已。那小子被修鬼补了一脚踢开后,我们也扫兴的回了家。
      第二天中午我才去影都,去的时候只有鸡头一个人在。刚见到我,他便惊慌的问:“你电话怎么不开?”
      “我睡觉开什么电话?”我笑着反问。
      “出事了。”鸡头舔着嘴唇说。
      我打量着影都大厅问:“咋了?有人闹事?”
      “操,昨天晚上的事呗。”鸡头拉着我往门外走,“警车来了,还没等咱解释,修鬼他们一起都被揪进去了。”
      “不就打两下吗?”我心慌问:“没动刀子没动石头的,我连血都没见一块。”
      “不知道。”鸡头摇头说:“你给汪洋打个电话?”
      “屁大个事找他?”我拒绝说:“等等,等谁出来了问问再说。”
      等,我特烦这个字。我一直等到晚上,电话拨出的号码全是关机。我想到附近派出所打听,但不确定是“哪家”。我和鸡头甚至不再理会来要小姐的客人,只是坐在那发呆。
      到我电话响起的时候,我才觉得自己终于醒了。和尚第一个被放出来,那群小子没认出他的脸。被我们打的那小子是周刚的侄子,晚上玩腻了准备去步行街耍耍,路过和平区幸运的被我们提前耍了一通。
      周刚昨晚便带人找我们,到早晨问出我们几个小子的下落,直接找警察过来调理,甚至没有管汪洋知道后怎么处理。
      “大不了扔两个钱,我就不信打一拳头他就敢咋样。”我嘴硬说:“放心,我找汪洋。”
      “不要钱。”和尚哆嗦说:“修鬼替你认了。进去的时候修鬼怕你和老k出事,告诉我们都不提老k昨天在。黑灯瞎火的,那些人也都喝彪了,就认出修鬼了。拘留了。”
      “他他妈替我认个屁。”我一口一口喘着粗气说:“那片的派出所?”
      “都认完了,你别来。”和尚忽然大声吼:“你去找找汪洋吧,我瞅那些人就想挑一个撒气,说死都想把修鬼关进去。”
      “搂一拳头还能判?”我嘲笑,却不敢确定。
      “我认识一保安,一拳头打人家鼻子上,重伤害,判了两年。”鸡头在一旁小声说。
      “我操他妈两年。”我心急的骂,随后打起汪洋的电话。
      关机。
      我急的真想立即揪出汪洋,于是我打给李桐。
      仍然是关机。
      “问问连巡。”鸡头提醒。
      连巡却没给我好消息。早晨汪洋便带着李桐出门了,说是给李桐的父亲买块好玉当拜年礼。
      我听完后脑子开始发懵,我靠在墙上,烟吞进嘴里只是发涩。
      母亲这时却给我打了电话,寿桃放不了几天,老爸让我晚上回家一起吃饭。
      我忽然想起如果修鬼的爸妈也这样在找自己的儿子,我他妈哪有脸再见到他们?
      我一个人跑出影都,鸡头飞快的跟上来,心眼比我多,他拦了辆出租直接说出我想去的地方——连巡的饭店。
      “我听人说了。”我进门没张嘴,连巡截口说:“怎么整的?大道上那么多人,挑着捡着,你们还就真能打个不能打的。”
      “我哪知道他是谁?”我压不住火气问:“就这事,至于拘留?”
      “六个月。”连巡垂下头说,“周刚那个逼玩意不是人,都商量好了,我朋友告诉我,就这事他要整六个月。”
      “我操他妈的,就打一拳头,六个月?”我咬着牙问。
      连巡伸手想拿下含在嘴里的烟,却很多次没有握住烟杆,“不是打在眼睛上了吗?”
      “抓乎(欺负)我?”我烦闷的拔掉他嘴里的烟,丢在烟灰缸里,整杯的啤酒被我泼在上面,烟头熄灭的声音脆的让我感觉在破碎。“帮我找找汪洋,这又不是我们几个闹事,那小子自己他妈的欠操。让汪洋帮我把事了了,以后让我干什么都行。”
      “要不我给你拿点钱算了。”连巡不耐烦的说。
      “我没钱,我也不缺钱。你要是不帮,我自己去找。我要是找不到汪洋,我就让那小子给我躺六个月陪着。”我抻直脖子紧挨着连巡站着。
      鸡头大步跑过来把我拉到一旁,“不就是他妈的有个好叔叔吗?”
      “周刚和周虎都是一个逼味,六个月就算轻的,看在汪洋的脸上。要不是汪洋,六个月都不用蹲了。”连巡昂起头说。
      “我要是被他打一拳头,他也能蹲半年?”我取笑说:“这监狱这么好蹲,我他妈还长手干嘛?天天算计着把自己送进去多少年?”
      连巡被我的话噎住,半晌才回答:“你们先回家吧,我去办,我他妈去办,咱哥们要是不出来,我自己去让那狗崽子躺半年。”
      没由来的烦躁,我回到家便觉得自己发烧了。一连两天我都没出门,二郎打电话告诉我汪洋已经赶回来了,老妈告诉我我的那只寿桃很好吃。
      画上颜色的面粉团而已,我忽然想捏碎那只桃子。但我没有力气,我一直没吃东西,爬下床上卫生间,我就已经看到自己的腿踩不住拖鞋,脚跟像失去力量般总也不随着脚尖落地。我想,我会不会把自己饿死。
      那天晚上我把家里的酒都倒在盆里喝,夏天有扎啤的时候修鬼总是这样。
      可我失去了酒量,我喝了几口便醉了,或者烦了,我做了个梦。
      我梦见父母带着我乘公车去公园。我们坐在同一排,天气好的让人不愿闭上眼睛。下车的时候父亲向不小心滑倒我的伸出了手,尽管他带着厚厚的皮手套,但我牵上他的手时,我莫名的感到颤抖。
      父亲母亲把我带去通向公园的电梯处,他们俩个首先挤进了狭小的电梯。当我随他们之后钻进去,我却发现电梯在路过他们等着我的那道出口时,并没有减慢速度,而是失控的向天空飞去。出口变成肮脏的涂满水泥的红砖墙,我伸出手想推,但我做不到。那红色的,就像血的颜色让我晕眩。
      风车一样的电梯飞快的爬到顶点,而我已经惊慌的想要大叫,只是我喊不出声。我拨通父亲的手机,然而电梯下降时的速度使我几次控制不住身子向上翻滚。我努力着,我拼命着,当我的双腿撑住电梯两侧,双手捧着即将要接通的电话时,单薄的玻璃电梯门终于破开,而我也终于被甩到了天空。
      天气好的让人不愿闭上眼睛,我看到绿色的、蓝色的、白色的,美丽的一切,但我也会听到沉闷却沉重的我的落地声。我想,一定是我的头先着地,我甚至想到一刹那爆开的浓黑的血、乳黄的脑浆,或许还有我零散的骨头。
      我转头看向电梯,我希望父亲那双手会拉住我,但我什么也没有看到,电梯已经消失了,公园也不存在了。
      在我即将摔在地面上时,我醒了过来。两条眉毛像是钢筋,把我的眼睛压的失去了知觉。发现自己浑身已经湿透,我竟立即在床上胡乱翻着。我把枕头和被全都丢在了地上,我把烟和火机都砸到了墙上,当我摸索到手机后,我没顾时间的早晚,迅速的打通了家里的电话。
      我把噩梦告诉了母亲,母亲却说:“没事,妈妈命长,妈妈不能把你自己丢下。”
      “我怕我把你们丢下。”我哭了,因为一个梦。
      说完,我挂上了电话。我不敢相信自己会这么害怕,我不敢相信自己其实也同样依赖。在闭着灯的房间里,我闭上眼睛挥舞着双手,我想象着梦里父亲牵着我的手的感觉,我突然想死掉,因为那样我便什么都不会害怕。不论天堂地狱,不论俯瞰仰视,我不会再担心自己会失去什么,终有一天,我需要的人都会陪在我的身边,只要我死掉。
      我咽着口水,我给小腰打了电话。我说我想找个人陪陪,她拒绝了,在我想象之中。不过很快她打回电话,追问着我是否出了事。我没有坦白,我打给了李桐,她在天亮之前等在市里的公园,没有问我为什么要到那里。
      我和她顶着冬天的寒气,随着晨练的人群爬上正好九百九十九节台阶的山道,我和她脱掉大衣,随着老人们在录音机里放着的我从不留心的体操曲子扭着在舞厅我看不到的舞步,我感到安心。但当太阳霸道的爬起,人群开始散去的时候,我又一次发现自己在怕。
      “我们走吧。”李桐说出话后便领在前面下山。
      我抓住了她的手,“我们不走吧,在这坐一天,坐到晚上。”
      李桐笑着骂我脑子有病,但没有甩开我的手。我知道我没资格对她说这些话,我也笑自己值得被骂。可是,我不想看到黎明,不想听到有人跟我说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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