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sp; 这个情景，让司马懿大吃一惊，随即大喜。
他倒是低估了张鲁这个五斗米教教主师君的影响力。
根本没有想到，只不过想建立一支蛮兵为主的郡国兵而已，居然会闹出这么大的动静。
但是转念一想，司马懿就决定，来者不拒，毕竟乱世过后，最匮乏的就是人口，哪怕是经历了这么久的恢复，洛阳长安，以及汉中的人口，还没有恢复到黄巾作乱以前。
而且，这些人口可是从益州那里逃过来的，自己这里多一口，益州那里就少一口，此消彼长之下，不信少了大量人口的益州，还能有什么作为。
所以，司马懿在得到张鲁阎圃同意之后，不但大肆接受所有赶过来投奔的大量人口，予以妥善安置，还拿出郡中仓库的粮食，予以救济。
同时向汉中求救以及向着洛阳禀报。
汉中太守钟繇何等的精明，一接到司马懿的求助，不但发去大量米粮衣物，同时答应接收那些巴郡安置不下，愿意到汉中定居的大量人口。
这么一来，不但有着许多人赶到巴郡，就连汉中这里，也开始有着蜀中人过来寻求帮助，迁移到汉中。
而这时正是蜀中蜀科制定完毕，将要实行的时候。
蜀科是三国时期蜀汉用以约束蜀地军民，治理蜀汉用的法律，刘备在平定益州以后，命诸葛亮、法正、伊籍、刘巴、李严等五人一起研究制造蜀科。
诸葛亮、法正、伊籍、刘巴、李严等人“共造蜀科”以推行诸葛亮“以法治蜀”的主张。
诸葛亮刘焉、刘璋父子治蜀，‘德政不举，威刑不肃，刘璋治理蜀地，士大夫多挟其财势，欺凌小民，使蜀中之民思为乱者，十户而八。为彻底扭转此乱局，诸葛亮厉行‘先理强，后理弱的策略。理强为力行法治，限制和打击‘专权自恣的官僚及豪强，理弱则是努力扶植农民，发展生产。
诸葛亮的法治哲学主要来自于先秦的法家商鞅和韩非，以及前汉的新儒家董仲舒。
主张治国是法、礼并用，威、德并行，强调“训章明法”、“劝善黜恶”，亦即以法为体，着重公平客观原则；以德为用，着重教化为本。
以商鞅之法，却不迷信其权威主义，取其理法，结合儒家教化，把行法与教化合而为一。
为劝戒及训励蜀国官员将士，制定了八务、七戒、六恐、五惧等执行条章，以明令能知能行的行为准则。
但是谁都知道，商鞅之法，相当严苛，所以，前秦有着暴秦之说。
蜀科刚一实行，就遭遇了蜀中豪强的一致抱怨，就连主持参与制定蜀科的法正，都告诉孔明说蜀科太严，希望以噶组入关中时的约法三章，为基础，修订蜀科。
却被孔明拒绝。
如此形势之下，再有巴郡募兵，安置逃民的做法，使得别说底层小民了，就是一些豪强，都在想法逃亡巴郡或者汉中。
但是，这种情形，一开始，孔明并不知晓。
第633章 司马都巴郡[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