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难得之质、有用之才，然不善造就，则或好义而不明理，或有刚气而无远虑，皆足以偾事而致乱。
即以昨五月二十三日之事言之，前闻教堂有迷拐幼孩、挖眼剖心之说，尔天津士民忿怒洋人，斯亦不失为义愤之所激发。
然必须访察确实，如果有无眼无心之尸实为教堂所掩埋，如果有迷拐幼孩之犯实为教堂所指使，然后归咎洋人，乃不诬枉。
且即有真凭实据，亦须禀告官长，由官长知会领事，由领事呈明公使，然后将迷拐知情之教士、挖眼剖心之洋人大加惩治，乃为合理。
今并未搜寻迷拐之确证、挖眼之实据，徒凭纷纷谣言，即思一打泄愤。既不禀明中国官长，转告洋官，自行惩办；又不禀明官长，擅杀多命，焚毁多处。此尔士民平日不明理之故也。
我能杀，彼亦可以杀报；我能焚，彼亦可以焚报。以忿召忿，以乱召乱，报复无已；则天津之人民、房屋皆属可危。内则劳皇上之忧虑，外则启各国之疑衅。十载讲和，维持多方而不足；一朝激变，荼毒万姓而有余。
譬如家有子弟，但逞一朝之忿，而不顾祸患入于门庭，忧辱及于父兄，可乎？国有士民，但逞一朝之忿，而不顾干戈起于疆场，忧危及于君上，可乎？此尔士民素无远虑之故也。
津郡有好义之风，有刚劲之气，本多可用之才，然善用之，则足备干城；误用之，则适滋事变。
闻二十三日焚毁教堂之际，土棍游匪混杂其中，纷纷抢夺财物，分携以归。以义愤始，而以攘利终，不特为洋人所讥，即本地正绅，亦羞与之为伍矣！
内阁中书李如松甚忿曾国藩、崇厚之作为，疏曰：教匪迷拐幼孩，继因丰大业向官开枪，遂致吾民杀戮洋民。洋人率性而为，殊不知吾大清子民，知卫官而不知畏夷，知效忠于国家而不知自恤罪戾。微臣以为，民意难违，不如乘此机会，尽毁在京夷馆，尽戮在京夷酋，则可一劳永逸矣。
湖广总督李鸿章协奏曰：以中国目前之力，断难遽启兵端，惟有委曲求全之一法。迅捕涉事凶犯，或可以平洋人之气。
左宗棠闻曾国藩擒捕津民抵罪，叹曰：曾候相平日于夷情又少讲求，何能不为所撼！彼张皇夷情，挟以为重，与严索抵偿，重赔恤费者，独何心欤？数年以来，空言自强，稍有变态，即不免为所震撼，洵可忧也！
宗棠叹罢，上疏曰：泰西各国与中国构衅，类皆挟持大吏以恫华民，至拂舆情，犯众怒，则亦有所不敢。吾民群起殴杀教民，缘因法人率先枪击吾大清命官，事端起因，咎在法国。若索民命抵偿，则不宜轻为允所言，激成变乱，中国萧蔷之忧，各国岂独无池鱼之虑？
江苏巡抚丁日昌接旨，速即函告两江总督马新贻，推却校场阅射事宜，迅即启程北上，七月二十六日，丁日昌抵津，叩拜曾国藩，道：夷事熬煎，难为涤帅也！
曾国藩道：持静老兄，快快请起。天津教案，孰是孰非，业已界定；然内阁中书李如松、陕甘总督左宗棠等皆以津民义忿，不可查拿；府县无辜，不应讯究，此皆局外无识之浮议；稍达事宜，无不深悉其谬。
丁日昌道：启禀涤帅，日昌以为，如此之大案，总须缉获四五十人，分别斩绞军流，方显朝廷弹压百姓之威权，藉以安抚外方。
曾国藩道：拿犯八十余人，大多坚不肯吐，其供认可以正法者不过七八人，余皆无供无证，将同来不免驱之就戮，既无以对百姓，又无以谢清议。然外洋强盛如故，中国此时之力何能遽与开衅！不可以百姓一朝之忿，启国家无穷之祸。结案之方，终不外诛凶手以雪其怨，赔巨款以餍其欲。
第一百八十五章 曾国藩临机断案（4）[2/2页]